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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名人与中医纠葛:一笔糊涂账!

黄大拿 黄大拿明史拍案 2019-04-20


撰文|黄大拿&编辑|王心


误诊就是误诊,将西医的误诊掩饰起来,这只能说是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科学的面子,实在是与真正的科学精神相违背的

 

权健风波愈演愈烈,不可避免地波及了中医药。


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方网站消息,中医药管理最近就如何落实中央精神,整治打着中医旗号的养生保健服务乱象进行了专题研究。


打着中医旗号的养生保健服务乱象,早就该下猛药了。如果能进一步厘清关于中医药的各种混乱信息,则更应该是一个利好。


中医药是祖宗留下来的一笔财富,什么时候,中国人对这笔财富能够平心静气地讨论?


要么大肆浮夸,要么一笔抹黑,总在两极摇摆,近代名人与中医纠缠的糊涂账是一个教训。


一 

民国时期就在争论要不要取消中医

 

要不要取消中医?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。


西学东渐以来,反对中医的声音便不绝于耳,尤其因为一些名人的参与,使这一事件的影响早已超过了单纯的医药界。


受过西方科学文化洗礼的近代名人中,在黄大拿印象里少有人支持中医,诗人、翻译家梁宗岱先生是一个罕有的例外,他不仅力挺中医,更身体力行,坚持采药、制药,为人治病。


而相反的例子则简直不胜枚举:鲁迅因家庭早年的伤痛,对中医堪称深恶痛绝;胡适说中医治病“没有科学根据”,偶尔请一位名中医治了一回病,结果言人人殊,他自己的说辞也前后不一,几乎成为一桩扯不清的公案。


以口无遮拦、喜欢“放炮”著名的傅斯年,当年为了通过“取缔中医”的提案,更差点和反对者动武!


他们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中医?固然由于有人(如鲁迅)曾经深受中医师误诊之害,但更重要的,则应推原到教育背景,傅斯年一句话说得甚为到位,“我是宁死不请中医的,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,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。”


中西医的优劣是一个大问题,也是一个注定谁也说服不了谁的问题,因为要让双方都举出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,似乎都不太难。

 


就现代中国人而言,不必讳言生病时更多的是去看西医,但并非没有西医师感到挠头的时候。


有很长一段时间,黄大拿为失眠所困扰,请教了本地权威的西医师,他们都很诚恳地说,除了“安定”药片,西医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后来服了几副中药,按中医师所教慢慢调养了一段,居然霍然而愈。


不必凭什么高深的学理,单以经验而论,大概就会明白,中西医都不是万能的,虽然目前西医强势一些,但有些病,中医药疗治可能更具效应。


如果非要把中医说得一无是处,坦率地说,那是过于低估了中国人的智慧,毕竟中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积淀,其中肯定有一些经验性的东西是自然合乎科学的。

 

二 

讳言西医误诊就是科学态度?

 

然而近代一些名人为什么偏偏要非常决绝地反对中医?这实际上是近代以降“唯科学主义”思潮君临中国的一个结果。


傅斯年曾经认为,在哈维发明了血液循环之后,还要把人的身体分为上焦、中焦、下焦,简直是对人类知识的侮辱。


傅斯年们就这样用一把“科学”的尺子丈量,觉得中医的理论完全说不通,到处是骗人;为了维护“科学”的神圣地位,他们甚至还会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来。


就拿庸医误诊来说吧,中医会有,西医同样会有。鲁迅父亲被中医误诊,这种椎心之痛是见诸先生的很多文章的,而被西医误诊的名人并非没有,梁启超就是一个。


 

梁启超当年在协和医院割掉一肾,不久就弃世,系误诊无疑,可是梁先生至死都没有说过当时协和与主刀医生的一句坏话,后来还有人写文章赞扬他以免给反对西医者口实的苦心,夸奖这种“科学的态度”。


其实这哪能叫科学的态度呢?误诊就是误诊,将西医的误诊掩饰起来,这只能说是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科学的面子,实在是与真正的科学精神相违背的。


无独有偶,向来不信中医的胡适曾请中医师治病,后来他几乎连这一事实都要否认,罗尔钢先生分析胡适的心态时说,他认为中医不科学,而中医居然医好他,社会盛传,“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,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”。


“矫枉过正”,也许这是探究近代名人与中医的关系时常要浮到脑际的一句慨叹。


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“矫枉过正”的态度不仅仅表现在他们对中医药的认识上,他们激烈的“反传统”又何尝不是如此?

 

三 

孙中山“临死不看中医”?

 

说到近代名人与中医的糊涂账,不能不提到孙中山先生。


曾经位居国民政府教育部长、宣传部长、外交部长等要职的王世杰,身后留下了两大册日记。其中记载了孙中山和中医的纠葛。


1964年11月1日,因为本月是孙中山诞辰,媒体采访王世杰,请其介绍孙中山的优长之处,王世杰强调,中山先生最难为他人企及的优点就是“信仰坚定”。论据呢?


王世杰日记记载:“可由彼于临终前在协和医院时,拒绝孙夫人及李石曾诸人推荐中医陆仲安为之治癌一事显示出来。”


称赞孙中山先生信仰坚定当然没有任何问题,但王世杰提供的“宁死不看中医”的论据却未必成立,因为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不幸因肝癌而辞世,王世杰并非随侍人员,其论据只能得自传闻。

 


幸好当年作为随侍人员的邵元冲也留下了一部日记,查阅《邵元冲日记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),在孙中山由协和医院手术至逝世这段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当时的著名中医陆仲安是个多次出现的名字,2月20日,“午前晤陆仲安等,知孙公疾无大变动”,23日,“十一时归,晤陆医生,询孙公之疾”,25日,“午前晤陆仲安医生,谓孙公疾殊属棘手,又谓旧历二十二日宜加注意,……闻之忧痛”……


两相对照,事实真相一目了然。


其实平素不相信中医的孙中山于病危之际没有拒绝陆仲安,完全是人情之常,丝毫无损其伟大,也不能得出与“信仰坚定”相反的论断。王世杰为什么偏要坚信一个传闻,并将其作为孙中山“信仰坚定”的证明?

 


首先不能忽视王世杰个人因素。王世杰原属中医药的坚决反对者,其长教育部时在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对中医药采取全面排斥的态度,后来陈立夫接任一反前议还曾遭到他的严厉批评。


王世杰自己对中医药恶感甚深,牢不可破,于是遂如王国维所说“以我观物,物皆著我之色彩”了。


其次当然应该考虑前述的时代背景。


因为这两个因素,“孙中山宁死不看中医”的传闻经过王世杰等人的传播,为什么会成为佳话,是否已很好理解?


 当然,前贤自有其深切命意和良苦用心,不必苛责。


只是时代前进到了今天,的确是国人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文化取更加平和、理性、客观态度的时候了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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